父亲和我 – 杨振宁
本文摘要:父子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 安庆当时也叫怀宁。 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

父子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生的时候,爸爸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

 

安庆当时也叫怀宁。

 

爸爸给我起名字“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

 

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爸爸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

1928年夏爸爸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坐船回国,就任为厦门大学习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非常幸福的,也是我自爸爸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的一年。

 

爸爸用大球、小球解说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

 

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

 

不过他并没忽视中国文化常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

 

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等。

 

爸爸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

 

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不过他没教我唱京戏。

 

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爸爸的围棋下得非常不错。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

 

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将来日渐退为九子,可是我一直没从爸爸那里得到“真传”。

 

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大家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将来,爸爸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

 

大家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

 

大家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很漂亮、很幸福的。

 

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不少。但大家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面接触。

 

我在如此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非常好看的。

 

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大家都过去爬过,每一棵草大家都过去研究过。

 

爸爸常常和我自己家里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

 

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将来,有一大段路左侧是农田与荷塘,右侧是小土山。

 

路上极少遇到行人,春夏秋冬季节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氛围却一样。

 

童年的我当时未能领会到,在小径上爸爸和我一块走路的时刻是大家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在艰苦日子里坚持学业

 

我9、十岁的时候,爸爸已经知晓我学习数学的能力非常强。

 

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假如教我分析几何和微积分,我肯定学得非常快,会使他十分开心。可是他没如此做:我初中一小学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爸爸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

 

丁先生学识丰富,不仅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很多上古历史常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爸爸书架上有很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本,我常常翻看。由于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可以看得懂细则。我曾多次去问爸爸,他一直说:“慢慢来,别着急”,只偶尔给我讲解一两个基本定义。

 

1937年抗战开始,大家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

 

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将来,大家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二,没念高中三年级,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到1939年这一年,爸爸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

 

他觉得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非常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筹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中三年级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如此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常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马上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则:清早爸爸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妈妈却非常镇定,记得她没流泪。

 

到了拓东路爸爸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非常镇定。

 

话别后我坐进非常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爸爸向我招手。

 

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不少,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一直没发动。

 

忽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爸爸原来还在那里等!

 

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可以自已。

 

“有生应感国恩宏”

 

1946年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由于它是爸爸的母校,而是由于我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先进的。

 

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爸爸对我在芝大念书成绩非常好,当然十分开心。

 

更开心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部分。

 

而是我的结婚问题。

 

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

 

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何在纽约会想起我来。

 

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

 

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爸爸,爸爸托他关照我找女友的事。

 

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大家能干多了,哪儿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20世纪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首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一个人找到了如此漂亮能干的太太。”

 

爸爸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由于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将来。

 

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爸爸,告诉他此消息。

 

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爸爸当然十分兴奋。

 

那时他身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很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大家当时惟一的小孩光诺(那时六岁)去日内瓦。

 

我写信请爸爸也去日内瓦和大家见面。

 

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将来又立刻住入医院。过了几星期,爸爸身体日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

 

他们特别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

 

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筹备外出:爸爸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今天的青年恐怕会感觉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

 

可是我以为封建年代的思想虽然有很多是要不能的,但也有很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爸爸又和妈妈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

 

致礼、光宇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

 

每次团聚头两天一直很感情冲动,讲一些我们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

 

将来慢慢镇静下来,才能赏析瑞士的所有。

 

灵魂深处的愿望

 

爸爸三次来日内瓦,特别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感觉他应当劝我回国。

 

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爸爸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和爸爸、妈妈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很大。

 

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质情形极少知晓。

 

三次见面使我领会到了爸爸和妈妈对新中国的怎么看。记得1962年大家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爸爸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以前不会做一根针。

 

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制成原子弹,爸爸也不知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

 

以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了。

 

以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孩子都能上学。以前……,今天……。

 

正说得开心,妈妈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部分。

 

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哪些好?”爸爸非常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

 

只不过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季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大家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妈妈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大家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爸爸。

 

1972年夏季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爸爸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

 

次年5月12日清晨爸爸长辞人世,享年七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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